正名之旅的开启 法理学的过去十年与未来许多年（下）
什么是法理学？
大概在十年前，我开始发表一系列的论文来讨论法理学和法学的性质，一个根本的原因是：既然法理学缺乏与之对应的实在法，它还如何称得上是法学？或者，当以宪法为核心的法体系已经穷尽了实在法的范围，还有其他“法学”的空间和必要吗？学术史的研究表明，曾经有的各种答案，要么早已破产，例如，基本烟消云散的思想启蒙式法理学；要么后继乏力，例如，无法回答为何自己是法教义学的一般法教义学；当然也包括在一开始就根本没有生命力的答案，例如，法学入门式的法理学。
如果说十年前看到这些讨论，读者还不免有杞人忧天之感，但十年后的今天，法理学者再面对这个问题时，很难不会产生刺骨的凉意。我甚至相信，这是很多法理学者去讨论数字法学的部分原因，因为法理学总得做点什么，不是吗？但既然法理学总要做点什么，为什么不直接面对“法理学是什么”这个核心难题呢？法理学的唯一生机，只可能在它的答案中隐藏，所以我才会说：一场正名之旅的大幕，必须正式开启了，而且在未来的很多年，它会持续地统治着法理学的讨论，文章的题目由此而来。
这样的表述似乎有些抽象，有哪些稳定的基础可以倚仗呢？让我从尚未触及的“法律的根本”谈起。法律很像游戏，它通过人为制定的一系列规则，让人们负担或拥有了一些否则就不会有的权利和义务。但法律又不是游戏，违反了游戏规则，最多只是被从游戏中赶出去而已；但违反法律，轻则金钱受损、重则危及自由和生命，并且这一切会因法律制度的存在而真正地发生，而不会像游戏一样可以推倒重来。简单说，法律虽是人造物，但它必须被认为规定了真正的权利和义务，因为它会切实地改变每个人的规范境况。
既然如此，法律上的判断就必须被严肃认真地对待，无论到底是属于刑法的、民法的、宪法的还是其他法律的。那么该怎样表达严肃认真的态度呢？唯一的方式，就是认为法律的判断有客观的对错或真假。也就是说，只有拥有对（right）或真（truth）之属性的法律判断，才能真正影响人们的规范处境。
那么怎样保证法律判断拥有此类属性呢？或者，依据什么来断言法律判断的真与对呢？唯一的方案是，依据法律来作判断，且其中的法律就只能是正在生效的实在法；如果一个法律评价的根据不是实在法，而是应然法、过去法或外国法，即使它的确最能匹配道德要求，那么也根本称不上是法律判断，更加称不上是拥有对或真之属性的法律判断。我想，你读到这里一定会很疑惑，这不就又走回一般法教义学的老路上了吗？但这根本不是教义学，因为这个说法并没有任何的实在法可以依据，这是法律的一般理论；如果你像我一样，将一般理论称为哲学，那么它就是法哲学（Legal Philosophy）。
所以，法理学其实就是法哲学，这也才能称得上是法学的根本，因为如果没有这些思考，（部门）法学为什么必须得是教义学，为什么就不能不反省实在法，这些问题就都一概地失去了答案。或者说，部门法学无法自己证明自己必须是教义学，就像不能拉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一样，只有法哲学才能完成这个任务。
道理非常简单，一方面，这一定不是个“教义学”的问题，因为无法找到与之对应的实在法，所以教义学注定无力也无法作答。另一方面，这也不匹配教义学尚未被谈及的另一个性质，由于每个政治实体的实在法并不相同，所以法教义学必然也会不同，所以并不存在一个“一般性的”法教义学；但“所有政治实体的法学都应当是教义学”，却是个一般性的理论主张，也只有同样作为一般理论的法哲学才能提供证明。也正是在这里，法理学指导部门法学的说法，的确会犯明显的“范畴错误”，因为作为法哲学的法理学与作为法教义学的部门法学，是两种属性完全不同的理论，自然也就谈不上相互之间的“指导”，无论到底是谁指导谁。
不过，另一种不同意义的指导，其实仍可在一定程度上维持：正是法哲学上的讨论，才得出了“法学必然是教义学”的结论，这规定了其他法学的教义学属性，然后才有了这些具体的法教义学。当然，法哲学的这种宽松的“理论指导”，通常不会直接影响法教义学的具体内容，更不会借助教义学与实在法相关，进而影响到法律实践中的权利与义务，因此看起来没那么“有趣”。但就它使得法学必然是教义学这一点来说，其实已经足够地有趣了。
也是因为存在这个宽松意义上的“指导”，法哲学才会与法教义学一道，是以“实在法”为对象的，而成为法学的一员。但与法教义学明显不同，法哲学主要是用来证明如下主张：只有实在法，才是法学的恰当对象，这就是德沃金口中“教义意义”（doctrinal sense）的法律。由此，法哲学才能清楚地区别于一般哲学对法律的研究，后者虽然也想提供法律的一般理论，但其中的法律未必就是实在法或教义意义的法律。
所以，我才经常在很多场合说：法律值得匹配一个独特的法哲学，法哲学并不是一般哲学在法学上的简单套用。认识到这一点的时间并不久远，两百年前的边沁和奥斯丁的法实证主义提供了最初的证明，这正是奥斯丁之所以说“法律的存在是一回事，它的好与坏是另一回事；一个实际存在的法就是法，即使我们恰好不喜欢它”的根本原因。无论这种法实证主义是否令人信服，但法学的对象就是实在法，却自此之后成为无法被动摇的基本看法，这才是法哲学的真正历史起点。
但既然都无法动摇了，难道这不就是法哲学的“历史终结”吗？我之所以前面提到德沃金，就是要避免你产生这个联想，历史并没有终结。因为一方面，始终会有人反对将法学的对象限定为实在法，一百年前的格雷（John C.Gray）和霍姆斯，以及后来各种的法律现实主义者始终认为，实在法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法律，而不过是“法律的渊源”。这是个中国法学界轻易就接受了的概念，以至于《宪法》是宪法的渊源、《刑法》是刑法的渊源、《民法典》是民法的渊源之类说法不胫而走，但宪法、刑法和民法又是什么呢？
另一方面，即使像德沃金这样承认了法学的对象只能是实在法，但实在法的意义（meaning）尽在于其自身吗？道德难道不在其中扮演角色吗？或者还是换成德沃金的表述，道德难道不是法律判断必然需要具备的真值条件之一吗？这种“法学的对象的确是实在法，但实在法的意义超出其自身”的想法，近来有了更新、也更有力的论证形式，无论是道德影响理论还是取消主义的法哲学。后面这些内容已超出学术史的范围，但之所以提及，是要说明法哲学的历史并未终结，其中必然会不断涌现各式各样的不同看法，甚至就连我所刻画的学术史本身，也会存在不同、甚至相反的理解。于是，关于法理学是什么的争论，必将持续下去，这就是标题中的“未来许多年”。（陈景辉）
结论
法理学是个研究对象极不明确的学科，正名于是就成为首要的任务。一个最自然的选择，是证明自己属于法学，但法学已被各种部门法教义学充满，于是一般法教义学就成了唯一的选择；但由于没有与之匹配的实在法，它又无法获得教义学的属性。
所以，就只能向法学之外寻找根据，或者诉诸社会科学，或者诉诸一般哲学，但这都很难避免跨出实在法的范围，这样的“法理学”尽管可能有各式各样的优点，但却很难算得上是法学。就是因为处在这个夹缝中，法理学才显得处境尴尬，于是证明自己是个怎样的学科，就成为法理学的宿命。
或许，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法理学才是法哲学，因为不断证明哲学是什么，这本身就是哲学问题，也是哲学内容上的一部分。过去的十年，可以看作是对这个问题越来越清楚的认知；未来的许多年，可以预期为在这个问题上永不停歇的努力。
该文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华法治文明高等研究院项目成果，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