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名之旅的开启·法理学的过去十年与未来许多年（中）

陈景辉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精神分裂”的源头：国家和法的理论

（上接第9期）

但人毕竟不是鸵鸟，精神分裂也有可能治好，所以还须抖擞精神重新开始。那么，从哪里开始呢？就从精神分裂的病根开始吧。好在，法理学所患上的，只是“双重人格”这个最简单的“精神分裂”，所以找到病根并不是太困难。依照田夫的杰出研究，这一切起源于1952年之后，“法理学”改换为“国家和法的理论”这个苏联式的名称。这不仅仅是个名称上的转换，而是在内容和理念上全面学习，并且在历史因素和基本逻辑的共同作用下，最终导致了法理学的“精神分裂”。

请让我拿当时的代表性教科书——卡列娃等编著的《国家和法的理论》为例，稍作解剖。这本书由三篇组成：第一篇为国家和法的起源和本质，共计国家和法的起源、国家的本质、法的本质三章；第二篇为剥削者国家和法的历史类型，共计奴隶占有制国家和法、封建制国家和法、资产阶级国家和法三章；第三篇为社会主义国家和法，共计社会主义国家的产生和本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发展阶段和基本职能，社会主义国家的机构，社会主义的法的本质，社会主义社会的法制和法律秩序，社会主义社会的法、道德和法律意识，社会主义法律规范，苏维埃社会主义法的渊源，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的适用，社会主义社会的法律关系，苏维埃社会主义的法的体系，国家、法和共产主义十三章。

面对这样的基本结构，研究者关心的对象，往往集中在国家和法律的关系上。但真正的重点，在于对待“一般法权”与“一般的理论概念”的不同态度上，即不承认“一般法权”，但承认“一般的理论概念”。

通俗一点说，所谓不存在一般法权，指的是只存在社会主义法权，而并不存在剥削者法权，因此也不存在一成不变的、超历史的一般法权。用今天的话来说，这等于说社会主义法权与剥削者法权之间存在性质上的差别，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所以无法被化约或还原为同一事物（法权）的两个不同形态。

或许，另一种表达方式，更容易帮助理解：社会主义法权与剥削者法权是相互否认的事物，肯定社会主义法权，就要彻底否定剥削者法权；反之亦然。因此，就可以理解刚才这本书的前两篇，它们分别用以阐述一般法权的不存在（第一篇：国家和法的起源和本质），以及对剥削者法权的彻底否定（第二篇：剥削者国家和法的历史类型）。简单说，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性质，即通过区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二元对立，揭示其中隐含的压迫关系，从而证明资本主义彻底的虚伪性；连带着，回到法权这件事情上，那么也就成为对资产阶级或剥削者法权的彻底批判。

值得提醒的是，批判理论这个性质极为重要，它是后来出现的法律与社会科学（社科法学）的重要理论渊源，尽管术语、理论和概念工具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基本的立场没有改变：对国家和法的理论而言，看似存在一般法权，但只有社会主义法权才是“真正的法权”；对法律与社会科学，只有局部的或中国的经验，才是“真正的法律实践”，所以必须在具体的语境中理解法律与法律实践。

所谓承认一般的理论概念，主要用来针对社会主义法权。要想理解这个主张，必须注意“国家与法权理论”与“其他法权学科”的划分，前者研究的是整个的国家与法权，而后者研究的是法权的个别部门。用今天的话来说，其他法权学科基本上等同于各个部门法学。这样一来，承认一般的理论概念，其实就等于承认作为整体的国家与法权理论，对于其他法权学科有指导意义，因为前者所研究的问题，正是对后者来说具有共同性的问题。因此，如果没有这些一般的理论概念，就不可能研究法权的任何一个部门，它们对一切其他法权学科来说，既是共同的、也是必要的。

于是，以“社会主义国家和法”命名的第三篇，看似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但只要剥离每一章前面的“社会主义”之类的限定词，就很容易跟今天依然认为自己指导部门法学的《法理学》，在内容上大致重合。但是，由于坚持不存在一般法权，这些限定词仍然有意义：尽管诸如法律规范、法律适用、法律关系、法律体系等概念，在历史上的确来源于剥削者法权，但其含义却（可能）拥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不过，由于前两篇已经整体上完成了批判和否认剥削者法权的任务，因此指导其他法权学科或法权部门，就成为第三篇的核心任务。

也正因为如此，看起来关联有限的三篇内容，其实构成了一个逻辑一致、内在融贯的整体：由于不存在一般法权（第一篇），因此剥削者法权只是“你们的法权”，而不是真正的法权（第二篇），真正的法权只能是社会主义法权；并且社会主义法权是作为“其他法权学科”之共同部分的“国家与法权理论”，它们指导着各个具体的法权部门，也就是今天所谓的部门法，所以存在诸多法权的一般理论概念（第三篇）。

上述这个相当自洽且完整的结构，就被1957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自编的《国家和法权理论讲义》基本继承下来，直到20世纪80年代《法学基础理论》的出版，法理学（至少是教科书）的格局才有所改变。不过，其中烙印最深的，就是“国家与法权理论”对“其他法权学科”的指导，或者今天所说的法理学对部门法的指导，几乎完整地被保留下来；并且，这种指导已经成为法理学者的某种“妄念”，也是部门法学者很难认同的妄念。（下转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