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民营经济发展需要稳定、可预测的法治环境

著名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复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张军近日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谈到,发展新质生产力,民企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建设好一个平稳和优化的政策环境,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我相信中国经济依然会凝聚来自底层的创业和创新活力,获得克服短期困难和挑战的势能,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张军:民营经济发展需要稳定、可预测的法治环境

张军教授

发展新质生产力 民企发挥重要作用

您认为,民营经济在我国当前和今后经济发展中起着怎样的作用,在发展的过程中又面临着哪些挑战?

张军:《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情况的报告》中提到,“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这个提法是基于对中国经济长远发展和产业迭代升级大趋势的客观认识而做出的评价。从2012年到2023年,民营企业占全国企业总量由79.4%提高至92.3%,个体工商户由4000余万户增加至1.24亿户。2012年到2023年,民营企业进出口额年均增长11.1%,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由30%左右增长至50%以上。

从改革开放几十年的情况来看,民企专利数量多,在国际上也可以发挥强大的竞争力。在科技创新、数字经济以及包括新能源、信息通信、生物制药和AI等领域,也有民营企业走在最前沿。在新质生产力方面,要拿出硬科技,民企具有激励机制优势。

但是,民营企业在当下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有所上升,除了全球经济和贸易格局发生根本性改变之外,国内经济结构和战略方向的调整也影响了他们在国内面临的市场环境。我们看到,“三期叠加”的综合征导致当前很多地方营商环境的稳定性有所改变,地方民营企业和投资者的预期出现不稳,民企在市场准入和要素获取等方面矛盾仍较突出,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保护还不够充分。

民营经济发展需要稳定、可预测的法治环境

您认为,民营经济促进法的意义是什么?其重点在哪里?

张军:中国发展到今天,市场经济越来越呼唤法治。今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公布的2024年度立法工作计划中已经把民营经济促进法列入在内。其中提到“防范不当立案、选择性执法司法、趋利性执法司法或地方司法保护;避免超权限、超范围、超时限查封扣押冻结财产;依法依规开展羁押、留置”等措施。我相信市场非常期待这部法律能在有效约束地方政府部门滥用权力和保障企业家与投资者的权益方面提供一个可以依赖的法治力量。

民营经济促进法的立法出发点最重要的是靠法治约束地方政府部门的不当干预。因此,用法律的形式把民营经济的地位、重要性,特别是保障民营经济发展过程所需的稳定、可预测的法制环境是非常重要的。“既管得住,又能搞得活”,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政府跟市场之间的边界一定要清晰。

实际上,这些年,我们的司法制度也在改革,目的之一就是加强对民营企业的保护。这些改革包括,第一,通过设立跨省市的巡回法庭,希望有效降低民营和中小微企业的诉讼成本;第二,省以下法院人、财、物改为省级统管,破解省以下法院借用司法手段,实施地方保护等违法行为。尽管在改革中也还存在一些新的问题需要解决,但总体上这些改革对保护民营经济的发展是有帮助的。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博士生最近从统计上做了实证研究后发现,通过以上的改革,可以提高民营企业的胜诉率,这就说明改革有一定的效果。以上这些政策法规的制定和落实,无疑对民营经济的发展和市场主体的预期改善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在强化民营经济发展法治保障方面,国家对于规范行政执法,防范地方政府的不作为与乱作为,包括对化解中小民企在遭受大企业拖欠账款问题上的困境都给予了高度关注。《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情况的报告》曾提到,要修订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进一步完善解决机关、事业单位、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的制度安排。

要大力支持中小微企业和中低收入家庭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深化改革,除了立法以外,您认为还应该做些什么?

张军: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创造了90%以上的就业,政府当下需要考虑的是,怎么能更好地帮助它们恢复元气。现在政策的重点应该针对这些急需帮助的群体,直截了当地把政策给到他们。比如,延续对于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房租的减免政策等,这就是实实在在的。要恢复经济,就要从这些地方做起,缓解他们的财务压力,重建信心。

长远来说,我们必然要从过去的建设财政逐步转变到福利财政,相应地,税收制度也要以间接税制逐步转变到直接税制,从而使得纳税人的意识越来越强。通过设立各种家庭支持项目、社会福利项目去支持帮助中低收入家庭、困难家庭,增加家庭的实际收入。包括在经营过程中遇到困难的中小微企业,符合条件的就立刻可以享受政府的支持。

此外,在税收政策方面,针对民营企业也可以给予减免和优惠,在当下民营经济面临的预期还比较差的时候,税收需要一定的灵活性,比如优惠和减免。

广州要继续扮演好国际大都市角色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建立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方面,广州如何勇挑大梁?

张军:改革开放以后,广东的市场经济是最发达的,在全国范围内,广东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质量水平最高,民营企业做得最好,市场化程度高、活力强。电子、通讯、电动车等国际上叫得出的著名企业几乎都在广东,广东的硬科技和创新能力都相当厉害,在新质生产力方面,广东的优势也非常明显。

作为商贸、文化中心,广州的教育和医疗都非常厉害,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继续扮演好国际大都市这一角色,坚持综合实力优先的发展模式。对于广东而言,最重要的是把本省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民营企业做得更好,更有力地发展硬科技产业,各个省内城市基于自身的条件和基础,发挥好自己的产业优势和特色。我的看法是,广东要致力于把省内的市场经济和民营经济做得更好,要继续走在全国前列。(复旦发展研究院)